我来我见我征服

                          为什么我们要整顿（注1）

                                 王大可（注2）

中华前进党的各位代表、同志们、朋友们（注3）：
对不起，我来晚了，现在我怀着复杂的心情要求大家和政府保持对一致。现在全国各个大中城市都发生了针对美日欧政府、企业的抗议示威活动，社会上一些不良分子趁机进行破坏，国内外反华势力借此煽风点火，国家正面临严峻的危机。我们关起门来自说自话，现在的局势十分严峻。为了社会的稳定，前进党呼吁同志们停止过激行动，对于已造成后果，我愿承担一切责任。

我们党目前急需整顿，首先整顿思想认清形势。对于党内党外同志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注4）我这次来不是指责你们的行为的。我想说的是，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处于发展的非常时期，现在最重要的是，首先尽快停止由前进党参与的对政府的带有抗议性质的行为。我觉得，我们和执政党、政府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党内同志提到的有关性质、责任问题，以及释放张温岭、宋辉等人的要求（注5），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我国面临的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

党内的同志批评我们说我们“斯德哥尔摩症”中毒太深（注6），违背党的创始人、领袖刘主席同志提出的：平等与民主，自由与信任”的主张。甚至还有人发出“现在是时候了！现在不是缓和情绪或服用渐进主义镇静剂的时刻。现在是从黑暗与荒凉的歧视幽谷中崛起走向充满阳光的、平等的大道上的时候了……”但我要告诫同志们的是：我们终生奋斗的目标是中华振兴，而执政党是我们为国家服务暂时性的评判权威，当祖国和代表祖国的政府没有发生冲突时，我们的爱国行为，振兴中华目标有一部分要求就是支持政府。

我要对青年党员特别提醒的是，目前我们内部开始出现拉帮结派、明争暗斗现象，有人争官位、排座次，潜心谋划权力的分配，纷纷构想着4.10事件“胜利”后的团中央和团省委的位置安排。目睹着这一切，我要正告这些所谓民主的青年，你们的脑子里其实还是“官本位”，你们所反对的东西，正是你们所追求的。表面上政治对立的背后，仍然遵守着共同的政治文化逻辑。而“官本位”正是我党所一直极力反对的。

从我个人而言，对生养我的国家和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绝不愿意看到社会动荡乃至手足相残的局面发生。你们未必知道，我的大爷三爷就是在九十年前的朝鲜战争中牺牲的，我知道和平环境来之不易。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们，如果局势逼迫政府不得不动用武力镇压，政府是不会皱一下眉头的，我不愿看到手足相残，但我更不能容许前进党在这次事件中成为牺牲品。（注7）我以我个人的名义请求大家冷静，为自己的安危着想，为党的前途着想。要记住在2000名委员的人民政协我们只有28个席位，我们并没有维护自身利益的武装力量。

为什么我要求大家与政府保持一致？
首先，中国的国情不允许反对党的存在，中共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对党和非党的关系中指出：“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 从1911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1946年国共和平谈判直到1949年协商会议召开，从失败成功的例子可以看出在中国完全实行西方议会式民主不具备条件，目前已经是在中国能实行的最大程度的民主了。只要存在两派争斗，总有人要借此谋求个人利益和权势，然后最终利用内乱达到自己独裁目的。从历史和地理因素上，中国要求一党专政，这一点已在我党《论与执政党及各民主党派关系》一文中说的很明白了。在此我只强调一点，“公民”一词产生于希腊城邦，在西方影响深远，在罗素《西方哲学史》已有论述，而我国由于历史原因人民缺乏民主的自发愿望，虽然近一百年来民主思想启蒙，但人民向往强大稳固的统治没有根本动摇。

第二，目前还没有一成熟，掌握理论执政经验且实力雄厚的党派取代执政党。不错，个别同志指出政府中存在“权贵资本主义”，但不要忘记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已存在近两百年，俄罗斯的“经济寡头资本主义”至今势头不减，日本的“外向的军事帝国主义”蠢蠢欲动，法国德国“极右翼民族主义”死灰复燃，等等。我们许多政府官员及其裙带、子女拥有巨额财产，控制大量国有、私有企业和国家经济命脉。但他们有效率，国家掌握在他们手中拥有无比的动员力量，“既要牛干活又要牛不吃草”是不可能的，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可以制约权力，但无法否定权力的作用。一个政府要逐渐的改良、变得更强大和民主，要在新旧势力牵制当中实现震荡尽可能低的软着陆，是不容易的。一个国家，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到了现在，终于提出三权分立。这哪怕还是思想，哪怕还是第一步，也是惊人的！而且，现在已经没有再将领导人神化，中国的年轻一代，爱的是国家，更甚于某个党派、某个领导人，人民已不偏信媒体，可以开玩笑说政府如何如何，这些，其实意义远比大多数人想的还要深。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只有与政府保持一致我们才能巩固政治地位，才能谈发展问题。所以，对于一些同志的不理智举动给我党带来不可预计的损失我十分心痛。因此我决定解散抗议所在省会城市的一些部门，对我党干部人事这行调整，接受中央指派的观察员。另外对造成不良影响的同志安排其出国考察或在第十六期党内培训班学习。对于所作出的不理智行为，各位一定不要心存幻想，要知道清算历史秋后算账一贯是政府的传统，这一点已是屡见不鲜了。有同志问我今后我党的地位前途如何，我想用果戈里《死魂灵》中脍炙人口一句话回答。文中果戈里把他的祖国比作奔驰的三套车，并且问它的目的地在何方。然而他写道：“除了传来美妙的铃声，没有任何回答。”

我国前领袖毛主席说过：“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之下来决定。”同志们，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的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强盛的那一天。进步不是预先注定的。关键是自由——思想的自由，信息的自由，交流的自由。你们这一代人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激动，最有希望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自由最初的气息在空中流动，人心随着希望不断加快的节奏跳动；在这个时代，在漫长的沈寂中积聚起来的精神力量喷薄欲出。希望今晚各党部拿出此事的应对方案，积极的行动起来，争取把影响和损失降到最低，做好对青年党员的教育说服工作，加强与中央的联系（注8），向他们阐述我方立场，最后希望大家多做对祖国和人民有益的事。坚定不移热爱着认为正确的事没有错，但要看对方是否需要这份爱。（注9）






注1：此文根据2038年4月19日前进党党部紧急会议王大可部分谈话录音记录。

注2：王大可，曾化名“琦”（1984——）前进党第二届领导人，在获得前进党领导地位三个月后发表此谈话，随后被政府秘密关押。

注3：中华前进党成立于2031年9月，由城市教育界，工商界中下层，重工业产业工人一部分组成，要求提高福利，进行税改等

注4：2037年5月7日美日欧单方面大幅提高对中国粮食，原油，机电产品关税，且利用对冲基金干扰金融市场，导致中国下半年CPI激增，同年8月美日联合舰队大规模逼近台湾海峡进行针对中国大陆的“捍卫行动”演习，2038年3月西方八国发表谴责中国人权的联合声明。2038年4月10日中国多个大中城市爆发抗议美日欧的群众游行，要求政府持强硬立场，前进党在4.10事件中反应尤为激烈。4月18日，在前进党常委会议上，支持学生、工人游行运动的副主席曹睿下台。

注5：张温岭、宋辉前进党党员，殴打外国驻京官员，在关押5年后释放。

注6：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Olsson与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sson，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这件事激发了社会科学家，他们想要了解在掳人者与遭挟持者之间的这份感情结合，到底是发生在这起斯德哥尔摩银行抢案的一宗特例，还是这种情感结合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而后来的研究显示，这起研究学者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事件，令人惊讶的普遍。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经验。以人质为例，如果符合下列条件，任何人都有可能遭受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1，是要你切实感觉到你的生命受到威胁，让你感觉到，至于是不是要发生不一定。然后相信这个施暴的人随时会这么做，是毫不犹豫。
2，这个施暴的人一定会给你施以小恩小惠，最关键的条件。如在你各种绝望的情况下给你水喝。
3，除了他给所控制的信息和思想，任何其它信息都不让你得到，完全隔离了。
4，让你感到无路可逃。
有了这4个条件下，人们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前进党把1环境恶化，特权阶层欺辱 2和谐社会，最低保障 3广电总局，封杀 4户籍制 政审。形容中国“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产生条件。

注7：见4月11日中央工作谈话“有些地方闹事严重，如果有必要，经过慎重考虑和周密安排，可以按照一定的批准程序宣布戒严，调动经过训练的部队，恢复和维持正常的社会、生产和工作秩序。全军都要加强教育”

注8：外电第二天纷纷报道《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有消息称19日晚中央统战部领导召见各在京民主党派领袖进行协商。

注9：多年以后，评论家一直在揣测王大可当晚谈话的动机，有研究认为这次秘密谈话对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起到加速剂的作用，文中最后一句话广为流传。4.10事件也成为促使前进党成熟的关键性事件。四十年后新一届中央政府和人大常委成立，关注点之一台湾地区代表人数头一次超过香港参加新一届政府，另一关注点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结构发生调整，前进党为代表的民主党派获得接近半数席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王大可对前进党前途悲观论调的最大反讽。